创客李克强：创造一个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

　　越是在这样的交锋时刻，领导者的判断就越是重要，其所鼓励与选择的方向，往往会决定社会资源最终的流动与配置。

　　接近李克强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他对于新生事物的态度极其包容。

　　“新业态这个词我最早是从总理这里听到的。他很喜欢用这个词。”一位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另一位工作人员则透露，总理曾经“压”下过一些文件，而这意味着一种保护，“如果不是他，很多新生事物今天可能就不存在了”。

　　所以，当梳理李克强在经济领域的施政片段时，自然会提到媒体的一些报道：当马云在总理座谈会上讲起“双11”与900万家淘宝店主时，他当场表示“要用改革为新兴生产力护航”；当中国首家互联网民营银行在深圳上线时，他亲自前往见证第一笔放贷如何借助互联网中留存的信用数据产生。

　　这样的情景还有很多。在去年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4位到场的企业家中有两位来自互联网企业。腾讯公司的马化腾在发言中提到刚一诞生便面临尴尬的滴滴打车，“一个打车的软件……利用信息技术、减少空载率，降低大气污染，一出来政府就开始管了。”

　　结果，李克强当场便让在座的相关官员“出一份报告”。他说：“政府确实有错位的问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一个新的业态、新的事物发生了，本来可以看一段，甚至培育一段，但我们很快管的手段就上去了，就有可能把这个业态给遏制、甚至给扼杀了。”

　　“他说任何新生事物都有风险，的确应该带上‘刹车’。”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总理的原则就是你的‘刹车’必须为创新留下空间。如果文件里只有监督和管制，他是不会同意的。”

　　李克强经常讲：“要善待草根创业者，善待年轻人。只有他们有希望有期待，国家才会有未来。”

　　最近一次身体力行的支持，就发生在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里。

　　李克强被确定为全世界第一个专门走进创客空间的总理。在他离开后，空间负责人刘得志将总理到访的照片发到了国际创客的论坛上。

　　“你知道吗？震了！”他告诉媒体的记者，“国际创客伙伴们到处转发、点赞和留言，他们说Amazing(太酷了)！有的翻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持续讨论了很久。”

　　“中国总理对‘创客’的高度关注，说明中国政府对‘创新’的拥抱方式已经走在国际前沿。”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

　　李克强清楚地知道，要创造一个更富有活力更健康的创业型社会，就必须同时创造一个习惯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对于一个多年来习惯用审批代替服务管理的国家来说，建立这种认识并非易事，真正做起来则更难。

　　但李克强执意要打破坚冰。

　　他曾连续在两个重要的全国会议的讲话中讲述了一个大学生创业受阻的故事，并以此“敲打”那些习惯于把手伸向市场主体的政府人员。

　　他亲赴天津滨海新区的行政审批局，见证了109枚废弃的公章如何被打上封条，并永不启用。

　　他力主推出一系列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面向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以及积极的减税政策。

　　他还在努力改变拥有庞大惯性的行政体系对于创业者们的认识。

　　“我在山东考察时，一位创业者告诉我，账上没有‘流水’时，银行不敢给贷款，等账上有‘流水’了，银行又说，你有‘流水’了，还要什么贷款？”他会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述这样充满“敲打”意味的故事，也会在审阅文件时毫不客气地提出质疑，“你这里写的，创业大学生要享受政策优惠，必须还要申办两个证件。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好不容易推出一个大学生就业创业计划鼓励创业，怎么还要这些附加条件？”

　　李克强就如同一位同时拥有3D打印机与激光切割机的“Maker”。他“切割”掉的每一份不合理的限制，都意味着更小的负担、更低的门槛与更简化的程序；而他“打印”出的每一点创新空间，则意味着更好的机会、更大的活力与更多的可能性。

　　在李克强离开深圳柴火创客空间后不久，韩国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这样描述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北京中关村兴起的“创客风潮”正向深圳、上海，甚至贵州、乌鲁木齐等中国全境扩散。在中国创客时代，创业既是“谋生手段”，也是有趣的“创新游戏”。丰富的人力资源、庞大的内需市场、允许失败的创业文化等，成就了今天的创业王国——中国。

　　今年年初，李克强赴瑞士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此时，距离他在去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第一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的时间。

　　致辞中，李克强首次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在会场上，他充满热忱地讲起30多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的往事。他说，体制的创新，可以激发亿万人的创造力，也可以改变亿万人的命运。

　　李克强用自己的经历重申改革开放的精神——对于那些市场中的新兴细胞，放开、搞活的办法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回顾中国改革历程时，曾经有过颇为相近的判断：“政府推行的改革在激活国有经济搞活国有企业方面起了不少作用。但是，真正改变中国经济面貌，并把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带回神州大地的，是边缘革命，这包括分田到户、乡镇企业，也包括个体户和深圳等经济特区。这些力量虽然处在社会主义的边缘，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力。得益于这两条腿，中国改革之路才走得风生水起。”

　　科斯所说的这些经验，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在被视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一天之内挂牌成立的新企业超过20家，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里，随处都能找到埋头写代码或者修改商业计划书的年轻人。一位美国硅谷的创业家来了一趟中国，回去后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文章里说：“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下一代——那些从高校毕业后选择创业的学生身上。他们聪明、动力十足、野心勃勃。”

　　2014年的毕业季，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请马云到学院的毕业典礼现场演讲。那一天，上台发言的本科生代表是一个女生，也姓马。她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但是她创意十足，正在做一个手机APP项目。登台的时候，这个率性的女孩子的一句话把全场都逗乐了：“我后面坐着名副其实的马总，但在我们宿舍，马总就是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勇于打破铁饭碗的充满活力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今天的中国。

　　而这一切，都和那个读《乔布斯传》、看《大繁荣》，并把“90后”创业者请进中南海、替淘宝店主“撑腰”，并致力于打造“众创空间”的“创客”总理密不可分。